被城镇化落下的老人:种地也种不动 过一天混一天
失去土地的罗家窑人依然平静地生活着,他们寻找各种各样的出路,有的打工,有的做生意,有的成了包工头,有的已经当上老板。费孝通曾说:“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,土是他们的命根。”如今,或许只有老年人才能真正体会这句话所包含的爱与不舍了。
半月谈 · 2015-11-18 11:05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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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失去土地的罗家窑人依然平静地生活着,他们寻找各种各样的出路,有的打工,有的做生意,有的成了包工头,有的已经当上老板。费孝通曾说:“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,土是他们的命根。”如今,或许只有老年人才能真正体会这句话所包含的爱与不舍了。

  罗家窑,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的一个城中村,一个典型的中部地区贫困县村庄,记者今年在这里蹲点调研时,它仍在经历浩浩荡荡席卷而来的城镇化大潮。时代潮流不可阻挡,只是,一些老年人悄悄地被落下了。

  “要是地没了,真不知道怎么办了”

  罗家窑村很特殊,因为它是一个移民村。1958年之前,这里是一片沼泽,荒草丛生,了无人烟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周边几个公社的青壮年劳动力,以及一座小型水库的库区移民,陆续迁到这里,围垦造田、开荒种地,逐渐成了一个区属农场。1983年分田到户,农场改名罗家窑村。作为一个移民村,罗家窑少了一些宗族纽带和亲缘关系的牵连。村里800多户人家2300多人,有100多个姓。

  现在,它又成了一个典型的城中村。罗家窑位于团风镇,1996年团风设县,团风镇变成了县城,罗家窑村成了县城扩张的主要土地来源。村里原有土地登记面积783亩,但实际上,为了逃避税费,土地瞒报的比较多,实有1000多亩。经过几轮“蚕食”,这些土地已全部被征用,目前还有300亩左右没有退出。

  在这仅剩的300亩土地上,有一栋很破旧的红砖瓦房孤立中央,特别显眼,四周都是棉花蔬菜之类的农作物,再外面就是村里一排排楼房和县城的高层小区。

  我们先后三次来到这座房子,69岁的屋主人夏传杰都是头顶草帽,在屋旁的地里劳作。“这块地前年就被征走了。只要一天没有强行不让种,我就种一天。种了一辈子的地,马上就没有地种了,以后生活怎么办?”夏传杰是1963年迁到罗家窑村的,那时只有17岁,在这片“草比人高”的沼泽上开荒拓土,成为罗家窑村最早的定居者之一。

  夏传杰的两个儿子生活都很困难,“混得不好”,老两口没有指望让儿子们赡养。像村里很多老人一样,他们独立生活,2005年的时候,找村里借了钱,在自家耕地里搭建了这所砖瓦房,将20多年前建的老房子让给两个儿子住。

  夏传杰种地经验丰富,除了种植棉花、玉米、油菜之外,还种有3亩多蔬菜,一年下来,几亩地的收入有1万元左右,这是他和老伴主要的生活来源。“去年我的脚被机器打了,脚筋断了还没接上,老伴中风,种地也种不动了,过一天混一天吧!要是地没了,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”夏传杰说。

  被迫自我适应,“老农”变“小工”

  当耕地变成一条条马路,建起一幢幢高楼,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受到的影响最大。在罗家窑村,像夏传杰这样还能坚持种地的老人也不多了。62岁的徐金庭自己没有地,租种了村支书童建文家的几亩地。国庆节过后的10月10日,他拖着被风湿病折磨得行走艰难的双腿,在地里十分缓慢地刨坑、埋肥、撒油菜种子,一直忙到下午一点钟,才收拾东西回家做饭吃。

  “种油菜、棉花省事一些,要是种菜,还要挑水浇灌,你看我这样子哪挑得了。”老徐告诉记者,自己以前一直在外面打工,现在打不动了,没办法才回家种地,一年只能搞2000多块钱,去年种棉花,卖了4000多块钱,本就要3000块,种一年地不如做一个月小工。

  当然,罗家窑村老人面临的更主要问题还是无地可种。许多老年人被迫适应这种状况,“老农”变“小工”,实现由“耕”到“工”的艰难转变。

  75岁的汪荣清曾经是大集体时期的村干部。今年春节前记者采访他的时候,头发花白的老人刚从建筑工地“做小工”回来。“我18岁来这里开荒,到处是杂草,开垦了几十年,没想到人老了,土地没有了。”他一脸无奈地对记者说。

  汪荣清50岁的儿子在深圳当厨师,儿媳妇也在那里,为了春节期间的两三倍加班工资,夫妻二人十几年没有在家过年了。

  “土地被征了,只有几万元的补偿,这些钱儿子做房子用了。我和老伴现在每人每月有国家的养老金55元,村里发的失地补偿金85元。老伴生病后,这些钱根本不够用,地也没有了,只有出去做小工,挑沙子,拎灰桶,一年能挣3000多块。”

  和汪荣清一样,罗家窑村的老年人失去土地后,很少由子女养老,只要能劳动,就会想办法打零工挣点生活费。67岁的江莲英,两个儿子快30岁了,还没有找到对象,老伴风湿病,丧失劳动能力,她在外打两份零工。今年春节前直到腊月二十八,她仍在工地给别人打扫卫生。

  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体不再强壮,打零工的事情已经不好找了。汪荣清说,别人不愿请,怕出问题,一般零工170块一天,六七十岁的老人最多120块。

  20年来,罗家窑村从纯农业村庄变为城中村,失去土地的农民,面对徐徐驶来的城镇化列车,或者搭上了,或在追赶中,或在站台上观望,不同年龄,不同性别,不同的选择,命运因此而改变。在近20年的征地历程中,许多人也渐渐褪去了失去土地的不适感,调整自己的心态,融入城市生活。当然,这不包括那些为数不少的老年人。

  城镇化中,老年人失去最多得到最少

 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,记者对罗家窑村村民的生活状况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。全村外出打工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最多,泥瓦工、木工、涂料工、装潢工接近100人;从事汽车运输、机械作业的将近50人;在附近宾馆、超市、餐饮行业打工的有50人左右;打零工的有六七十人。

  “打工经济”在罗家窑创造了不同的结局。用一些村民的话说:“有点能力的,搞一搞都富起来了。”

  现任村支书童建文就是罗家窑村成功者的代表。在许多村民的记忆中,童建文家曾经是罗家窑最贫穷的家庭之一,但现在他有自己的公司,有自己的搅拌站,各种机械设备加起来价值几千万元,是全村最富的人之一。

  1995年,28岁的童建文到省城武汉打工,给别人开车,混得最差的时候,连坐公交的钱都没有,不得不每天步行几公里去揽工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找到开工程车的活,23天赚了2000多块钱。他发现,这是一个赚钱的好行当。凭着精明能干,童建文在工地学会了很多工程知识,从此走上了靠工程施工发家致富的道路。

  在罗家窑村,每一位童建文这样的“乡村精英”都有一段艰苦奋斗的故事:程桂林夜晚到田里捉小动物,见过满沟的蛇“在开会”;夏和平7000块钱起步开小卖部,曾被大雪压塌,无处安身。但后来,他们都通过承接各类工程项目“先富起来”,抓住了经济高速增长、城乡建设投入迅猛的时代机遇。

  但并不是所有的奋斗者都能成为幸运儿。詹静文的家是一幢破旧的两层楼房,可以看出,这是一幢曾经代表了家庭实力的房子,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,一直没有整修而显得斑驳破旧。詹静文告诉记者,房子是1987年修建的,那时候他开货车跑运输,日子过得还不错。但后来,整个家庭的命运因为儿子的“怪病”发生了逆转。

  儿子詹红生已经39岁了,患有先天性“肝豆状核变性”疾病,脚不能久站,手不能伸直,手指弯曲,不停颤抖,碗筷也端不稳。从12岁发病到现在,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。“我什么都可以做,只要能挣到儿子的药费钱。”年近七旬的詹静文仍然每天到建筑工地做小工,他最担心的是自己不能动了,儿子谁来照顾。

  失去土地的罗家窑村,已经形成“纺锤形”的村庄结构。“纺锤”的一端,是村里的“精英层”“富裕层”;“纺锤”的另一端,是相对困难的“低收入层”和“贫困层”;中间占大多数的是“打工层”。对老年人而言,连最常见的“打工经济”,也与他们渐行渐远。在城镇化中,罗家窑的老人们失去了最珍视的土地,却没有享受到市民的社会保障。

  采访中,不少老人怀念起从前农场式的红砖瓦房时代,一排排整齐划一,邻里间鸡犬相闻。但是,他们知道:回不去了。“土地没有了,房子变了,生活也变了!城镇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。”村民孙楚炎说。(记者 梁相斌 皮曙初 余国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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